东印度公司“塞缪尔与安娜”号中国之行航海日志手稿（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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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说明】: 是航海日志为1703年中英双方在宁波舟山港贸易的一手文献，记录了英国东印度公司下属的“塞缪尔与安娜”号商船1702年8月从英国伦敦启航至1705年11月返回伦敦的完整的中国之行。此日志，羊皮纸封面，内页为18世纪欧洲盛行的直纹纸(又称帘纹纸)，纸上有生产作坊水印，共130页。 “塞缪尔与安娜”号商船，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新公司”(又称伦敦公司)下属的一艘武装商船，吨位300吨，装载量200吨，配备20门火炮，船长兼指挥官芬奇·瑞德尔，船上共载有包括随船中尉(约翰·瑞德尔)、炮手(威廉·怀斯)、医生、木匠和厨师等在内的40名船员。1702年8月6日，船长芬奇·瑞德尔接到东印度公司要求其前往中国的指令。8月7日，商船从英国伦敦泰晤士河口南岸格雷夫森德港出发，经圣地亚哥岛(佛得角)、好望角、明古连(今印尼明古鲁)、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三宝垄(印尼)、巴达维亚、昆仑岛(越南)，到达中国舟山；然后又从舟山出发，经昆仑岛、柔佛(马来西亚)、马六甲、亚齐(印尼)、巴拉索尔(印度)、加尔各答(西孟加拉邦)、好望角、圣赫勒拿岛(英国)、阿森松岛(英国)和金塞尔(爱尔兰)等地，于1705年11月18日回到英国泰晤士河伦敦北岸的拉特克里夫码头，结束了其历时三年多的漫长中国之行。 日志以船长芬奇·瑞德尔第一人称叙事，对“塞缪尔与安娜”号三年多的航行作了详细记录。内容包括船舶的航向、方位、时间、气象、海况以及沿途停留和在舟山停泊期间发生的各种大事等，其中许多事件的记述时间精确到以小时为单位。由于记述年代较早，故日记中使用了许多古地名，如巴达维亚、明古连、伊登岛等，同时还使用了不少现今已经不使用或罕用的古英语词汇，此外还有大量早期航海术语及缩略语。芬奇·瑞德尔船长在日记中记述了往返中国远航途中遭遇到的各种艰辛和挑战，如面对来自气候的各种风暴、途经未测绘的岛屿、遭遇海盗的袭击、船员途中的失踪及因病死亡，以及在淡水、木材、生活必须物资的补充中所遭遇到的种种困难等。日记中记述了在船到达巴达维亚时,东印度公司任命的负责对中国贸易进行管理的中国贸易委员会主任艾伦·卡奇普尔登上了该船，一同前往舟山的行踪。在船只历尽千辛到达舟山后，由于与舟山的中方海关官员在缴纳关税上产生了分歧，艾伦·卡奇普尔所住的商馆被中方包围。芬奇?瑞德尔在1703年9月16日及随后几天的日记中写道：“晚上，我们收到消息，主任被扣押在商馆了！早上我们得到命令，所有武装船的水手做好准备，一旦得到从商馆发出的信号就上岸。商馆因为拒绝向海关监督支付5000两银子的原因继续被围困，要么得以宁波号和我们船上的所有财物抵交关税，因为仅靠商馆现有的全部财物他们不答应。”在商馆被围困近半个月后的9月29日，问题终于得到解决，芬奇·瑞德尔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早晨我们的大艇外出取水，大约下午3点返回，主任与委员会的一些成员也乘船返回，商馆被围困的情况已经得到解除。” 此航海日志，不仅详细记述了“塞穆尔和安娜号”的中国贸易之行，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出英国东印度公司试图在舟山建立贸易前哨基地的企图。舟山，是我国东海的重要门户，历史上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许多海外国家有过密切的经贸往来。1683年，英国开始涉足舟山。同年，舟山洋面上开始出现英国商船。到浙江做生意的英国商人发现，同广州相比舟山更有优势，一是浙江的官员服务意识较强，为促成与外商的交易提供了诸多便利，如浙海关关税比粤海关低，各种苛捐杂税也比广州口岸少得多；二是舟山靠近丝绸、茶叶、瓷器的产地，不仅运输成本低，茶叶也更新鲜；三是同炎热的广州相比，舟山更靠近中国北方，气候比较适宜；四是遂船带来的英国所产羊毛织物，到此销售可降低成本，更容易找到更广泛的市场。于是东印度公司便于1700年开始在舟山设立管理委员会，把舟山作为对华贸易的重要基地，同时任命艾伦·卡奇普尔为管理委员会主任，负责管理英国商人来浙江贸易事务。1700年至1701年，东印度公司派出多艘商船前往宁波、舟山，在进行贸易的同时并且携带了大量的资金作为投资，所取得的经济效益要远远高于同期前往厦门和广州的商船。舟山对外贸易大幅上升的直接后果，必然导致了同期到广东贸易的洋船呈现下降的趋势。但是由于广州早已形成包括行商、粤海关监督、广东地方官员在内的利益集团，他们长期垄断对外贸易，得利甚多，岂能轻易将贸易转向浙江？于是由原两广总督奉调闽浙总督的杨应琚以粤民生计和两省海防为由，上呈朝廷，力陈浙江通商的弊害，最终促使乾隆帝于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七日下令实行一口通商。舟山这段罕见的对外开放和中外贸易的繁荣历史在持续了短短的半个世纪后便宣告结束。 通过“塞缪尔与安娜”号1702至1705年间的航海日志，我们可以看到清初中英海上交往的一段缩影：在康熙帝开放海禁的背景下，英国东印度公司积极探索多种途径获取中国商品，包括在清境外建立基地和直接驶入中国港口贸易。舟山之行和广州经历反映出清政府在维护主权与汲取贸易利益之间谨慎权衡：既有开放通商、礼待远人的一面（如宁波海关邀英船入港贸易），也有设法控制、垄断贸易的用意（如委任皇商专卖以收专利银）。英国方面则在武力之外寻求外交斡旋，以适应中国的游戏规则，同时尽力捍卫自身经济利益。双方在这一时期相对克制、合作多于冲突，为此后数十年的和平贸易奠定了基础。但日志中暗含的矛盾（如额外税费负担、司法管辖权争议等）也预示着未来更大的分歧。这次航程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东亚贸易网络的复杂性：清朝沿海港埠的兴衰、华商与洋商的互动、地方官员与商人的博弈，都交织在短短几年事件中。综观而言，“塞缪尔与安娜”号的航海日志不仅是目前已知现存最早的有关英国商船往来中国的航海实录，也是清早期中国与西方经贸交易的实录，更是印证海上古丝绸之路的实录。见证了18世纪初中英经贸关系的一个关键转折期，展示了清初海疆政策与全球贸易碰撞融合的历史瞬间，极具史料价值。 参考文献： Hosea Ballou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 I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6. Arnold Wright.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kon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London : Lloyd's Greater Britain Publishing Company,1908. Alexander Hamilton.A New Account of the East Indies.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727. 王光.1700-1703年东印度公司在舟山的贸易尝试[J].浙江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23，40(6)：47-54。 【件数】: 1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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