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 黄玉（贯休）十六罗汉御题诗描金五款插屏

拍品描述

记录：E.L.Spicer旧藏，前者购藏于K.Watanabe 展览：哥伦布艺廊（哥伦布艺术博物馆前身）于1953年至1962年借展，编号53.39 参照： 1.纽约苏富比，2022.3.22，Lot.24，成交价1071000美元 2.纽约苏富比，2019.9.10，Lot.17，成交价740000美元 此件插屏以黄玉整料雕琢而成，玉质温润凝厚，色泽古雅，间有天然纹理交织，宛若山石云烟，为整体山林禅境平添天然意趣。整器体量厚重，采用双面雕工，结合高浮雕、浅浮雕与阴线刻多种技法，层次丰富，刀法沉稳细腻，充分彰显乾隆时期宫廷玉雕的精湛工艺。 插屏正面雕琢罗汉静坐山林景致，人物结跏趺坐，安坐于草编坐垫之上，神态安详沉静。罗汉面容慈祥，长眉垂目，大耳丰颐，具备罗汉典型的「胡貌梵相」特征；右手持握念珠，呈禅定持念之姿，寓意佛法修持与悟道之境。罗汉旁侧雕琢枯树山石，树干虬曲苍劲，枝桠层叠舒展，立体感十足。树间悬挂包袱与经卷，写照云游僧人的清修日常；草垫之下陈设草鞋，暗含行脚修行、入世度人的禅理。右下方雕琢童子侍者，侧坐恭立，凝神聆听；童子手持灵芝，作为传统祥瑞仙草，象征长生吉庆与瑞应加持，亦契合罗汉住世护法、延寿无量的宗教内涵。整体构图严整而富诗意，山石草木与人物相融相生，营造出清幽空寂的禅林意境，兼具宗教底蕴与文人山林气韵。 插屏右侧阴刻铭文并施以描金：「第五拔诺迦尊者，今定为拔嘎沽拉尊者，位第九。」此为乾隆朝厘定十六罗汉名号与位次的重要实物佐证。原贯休体系中的拔诺迦尊者，于乾隆时期更名为拔嘎沽拉尊者，位次由第五调整为第九。乾隆帝敕令内廷规整十六罗汉名号、位序与赞文，此类镌刻铭文，亦是清宫统一规范佛教图像体系的重要历史遗存。铭文下方落「乾隆宸翰」「惟精惟一」两方印识，同施描金装饰。 插屏左上方先镌「月地云居」印识，其后阴刻乾隆御题赞文，文辞与印识皆施描金，色泽明润醒目： 「轩鼻呴口，数珠在手。 万法皈一，一法不受。 娑罗树下，兀然忘形。 演无声偈，有童子听。」 赞文末尾复落「大块假我以文章」「映水兰香」两方印识。 此赞文出自《御制文初集・贯休画十六应真像赞》，为乾隆帝为贯休《十六罗汉图》逐一题写的颂赞。诗文以禅意落笔，描摹罗汉入定澄明之态：万法归一而不执于一法，独坐娑罗树下忘形观心，以无言之理演说禅法，童子静心悟受，深刻诠释禅宗「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核心思想。 本插屏所刻五方御用印识 ——「乾隆宸翰」「惟精惟一」「大块假我以文章」「月地云居」「映水兰香」。其中，「乾隆宸翰」为帝王御笔专属印，「惟精惟一」语出《尚书・大禹谟》，是乾隆帝常年御用的经典闲章，二印常成对搭配，为御题器物标志性组合。北京故宫博物院馆藏田黄石三联玺，便以「乾隆宸翰」与「惟精惟一」为核心，可佐证清代皇家御用印识体系。 「大块假我以文章」典出《庄子・齐物论》，为乾隆早年潜邸时期所用印玺，寄托其崇尚自然、寄情文哲的雅士情怀；「月地云居」「映水兰香」源自圆明园四十景，多见於清宫御书与内廷造办器物，时代特征鲜明。五方印识排布有序、位置考究，充分凸显浓厚的宫廷属性。 本品题材溯源晚唐五代贯休所绘《十六罗汉图》。贯休笔下罗汉造型奇古超然，自成范式，宋元以降便成为罗汉图像的经典范本。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乾隆帝二度南巡至杭州圣因寺，亲览寺中所藏的贯休《十六罗汉图》摹本，倍加推崇。他发现画中罗汉名号位次沿用旧译，与《梵经》所定存在差异，遂依《梵经》重新考订十六罗汉名号位次并御题颂赞，题跋后仍将画作归还寺中珍藏。 其后乾隆谕令宫廷画家丁观鹏，以圣因寺藏本为底本进行临摹。至乾隆二十九年（1764 年），圣因寺住持明水禅师募资，将丁观鹏摹本摹勒上石，镌刻成碑，并营建罗汉堂供奉。乾隆帝还谕令内廷造办处，以玉石、紫檀等名贵材质雕琢罗汉造像与陈设器，专供佛堂供奉与书斋雅陈。此件黄玉插屏，正是清宫佛教艺术体系的珍贵实物遗存。 插屏背面以浅浮雕搭配阴线刻，雕琢山石草木纹理，层峦错落，气韵连贯，与正面禅意景致遥相呼应。整器形制沉稳大气，构图疏密得当，玉质古润纯粹，融宫廷玉雕技艺、佛教文化、御制诗文与文人意境于一体。 乾隆一朝，以贯休罗汉为原型的御制雕琢器物存世稀少，玉雕插屏更是凤毛麟角。此器集经典罗汉图像、皇家御制文脉、内廷雕琢工艺于一身，兼具宗教、艺术、历史三重价值，是清代宫廷佛教陈设的难得佳器，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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