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治（1730-1802）題 、 王玳梁（清） 墨蘭冊

拍品描述

20.5×26.5cm 約0.5平尺×8頁 水墨絹本 冊頁 ②王玳梁女史墨蘭真跡精品。鈐印：薛筱藏印（朱）、青萍閣（朱） ②輕舒數葉意如懶，纔放一花香便深。鈐印：王文治（朱）、王玳梁（白） ③清潤之氣樸人眉宇。鈐印：王氏禹卿（朱）、玉燕（朱） ④蕭踈之致如置身空山中。鈐印：王氏禹卿（朱）、玉燕（朱） ⑤玳梁女史摹古。鈐印：王玳梁（白）、□□□□（白） ⑥兒童憐我楚江遊，遠寄蘭心碧欲流。多謝詩人香草句，微波欲拂洞庭秋。玳梁寫蘭，靈巖山人見而賞之題一絕。句次韻報謝。鈐印：王玳梁（白）、王氏禹卿（朱） ⑦懸腕放葉頗得文待詔風致。鈐印：玉燕（朱） ⑧余嘗謂，作畫最重士氣。至於畫蘭，尤喜有女郎氣。觀玳梁此冊，一望而知為女郎，然佳處亦復。在此世有知音，當弗以我為阿其所好也。鈐印：王玳梁（白） ②羅振玉（1866-1940）、山本悌二郎（1870-1937）遞藏 注：內藤湖南（1866-1934）題簽 詩文著錄：①《夢樓詩集 卷十五》，王文治，乾隆乙卯年（1795）食舊堂刊本，葉10。 ②《夢樓詩集 卷十九》，王文治，乾隆乙卯年（1795）食舊堂刊本，葉11。 ②《博文堂書簡 內藤湖南博士真筆 第四》（東京中央2025年9月創立十五週年拍賣Lot.329）。 ③〈三梁一王（下）〉，磯野秋渚，《書苑・四卷第三號》，法書會，1914，頁3。 ④《澄懐堂書畫目録 卷八》，山本悌二郎，文求堂，1932，葉66-7。 ⑤《中國甲午以後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 卷三第四冊》，徐森玉主編，中國國家文物局油印蠟版，1981，葉35。 ⑥〈1911年羅振玉舊藏書畫售入日本始末及其影響〉，蘇浩、邱吉，《故宮博物院院刊》（第239期），故宮博物院，2022，頁124。 ⑦《中國書畫在近代日本的鑒藏與展覽研究（1900-1937）》，邱吉，關西大學大學院，2022，頁20、22。 閨閣清韻 淡墨傳神 —王文治題 王玳梁畫 墨蘭冊—（Lot251） 清代中期的江南，經濟繁榮與文化昌盛交織，孕育出了一批才華橫溢的閨閣女性藝術家。她們突破傳統禮教的禁錮，通過山水、梅蘭竹菊等文人題材寄託自身的高潔品質與獨立人格，在文人雅士的交遊圈中留下獨特的印記，誕生出如本拍品「墨蘭冊」這樣的清雅佳構。是冊為才媛王玳梁繪制，其祖父王文治親筆題識。作為王玳梁存世極罕的墨蹟之一，此「墨蘭冊」對於研究清代閨閣繪畫，以及近代中日書畫鑒藏史，皆具有珍貴的文獻與藝術價值。 名門才媛的書畫人生 王玳梁，按清人惲珠《國朝閨秀正始續集》： 王玉燕，字玳梁，江蘇丹徒人，知府文治女孫。按文治字夢樓，乾隆庚辰探花，有才名。玳梁親承指授，尤工盡蘭，多積草綠爲之。 正如惲珠所言，王文治（1730-1802）的才情卓異名滿天下，尤其在書法詩文上造詣極高，與劉墉齊名，有「淡墨探花」之美譽。他的修養與風骨，自然也深深薰陶著整個王氏家族。而王玳梁，便是在這樣底蘊深厚的書香門第中成長的。 作為長輩，王文治對這位雅擅丹青的孫女頗為眷愛。《夢樓詩集・卷十七》有詩云：「女孫學畫蘭，侵晨拭棐兒，命彼具丹黃，圖之聊志喜」。結合詩前題句「陳望之親家齋中盆蘭，得同心並蒂二種。命女孫玳梁爲之寫照，綴以詩」，其描寫的，正是玳梁在祖父呵護下學繪蘭花的溫馨情景。此外，從集中〈六月廿一日湖上泛舟觀荷，時女弟子駱佩香與內子達有暨女孫玳梁亦有斯遊，駱即席成詩，同人皆次其韻〉、〈袁又愷欲表其母韓太安人之節，繪竹柏樓居圖，乞海內名流題識，頃又乞余女弟子駱佩香暨女孫玳梁合寫竹柏於卷，余系以詩〉，以及駱綺蘭〈夢樓師招至聽鸝書屋與令孫女玳梁同作繪事二首〉等詩文皆可看出，王文治並未將孫女的繪畫活動局限於閨閣之內，而是時常攜其參與文人雅集，並以此為榮，樂於讓她在同道之間展示自己的繪畫才藝。 待王玳梁年紀稍長，王文治引薦她拜入了至交好友、京江派名畫家潘恭壽（1741-1794）的門下。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王玉燕寫蘭圖」，就是潘恭壽為這位女弟子所作的小像。潘恭壽的肖像畫傳世甚少，而此圖殊為別致，脱出了傳統仕女畫的窠臼，以男性文人肖像的圖式來描繪正在伏案寫蘭的玳梁。王文治題跋道：「閨中惟合祀針神，誰遣烘皺仿昔人。半幅蠻箋課孫女，貧家樂事在無倫。」字裡行間，盡是對孫女才華的欣慰與自豪。 王玳梁後來嫁入揚州巨賈汪氏，但她的文人生活並未由此中斷。其夫汪詣成「屢世蓄圖繪，性復耽書畫」。王文治在〈題汪詣成孫婿江皋秋望圖〉中寫道:「千古秋光判與君，楚騷情性杜陵文。請看楓葉扁舟外，萬里靑天無片雲。」可見他對這位孫婿詩才的賞識。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密齋讀書圖」中，王玳梁與丈夫汪詣成共同展卷賞畫，神態端莊嫻雅，宛若神仙眷侶。王文治的好友鮑之鍾在畫上題詠：「花鳥黃荃女畫師，閒閨點筆兩心知。鴛鴦寫出從君讀，中有崔郎七字詩。」 王玳梁「墨蘭冊」 蘭花，自古便是君子孤芳自賞、高潔脫俗的象徵。對於王玳梁而言，墨蘭又提供了一種極為適切的藝術語言，既延續了文人畫的傳統，又在筆墨之間留下女性畫家獨有的觀看與感受。 此「墨蘭冊」第一開，玳梁以馬湘蘭筆意作雙鉤，蘭葉爽利，花朵嬌姿綽約，王文治評曰「竟欲亂真」。第二開則仿如剪影，用墨刻意淡化了深淺之變，純粹以形態之美凸顯蘭石的清幽。王文治在此開上的題詩，後來收錄於《夢樓詩集・卷十五》。其後三開，各顯清潤、蕭踈、古意，在極簡的墨蘭構圖中，透過用筆與墨色的細微變化，營造出不同的情致。第六開一改前數開的清淡面貌，將蘭、竹、石、草並置一幀，墨色濃淡交錯，層次鮮明。王文治題詩並記：「玳梁寫蘭，靈巖山人見而賞之，題一絕，句次韻報謝」，此詩亦見於《夢樓詩集・卷十九》。靈巖山人即與王文治同年的狀元畢沅（1730-1797）。查其《靈巖山人詩集》可知，此詩正是和〈夢樓女孫玉燕以畫蘭便面見貽即題一絕〉而作，從中亦能品察畢沅對於玳梁才華的賞識。第七開以潤墨幽蘭配焦筆奇石，輔以淡染，被王文治稱許懸腕放葉頗具文徵明風致。第八開則截取山石一隅，草野叢生間蘭花破石而出，姿態舒放，頗見清逸之趣。 至於全冊之神韻，正如王文治在第八開的題識所總結: 余嘗謂，作畫最重士氣。至於畫蘭，尤喜有女郎氣。觀玳梁此冊，一望而知為女郎，然佳處亦復在此。世有知音，當弗以我為阿其所好也。 這裡的「女郎氣」，絕非指柔弱纖靡，而是一種清蕭端莊的審美氣質。王玳梁以女性特有的細膩感受處理蘭葉、蘭石與墨色的關係，又以文人畫的筆墨規範建立自身的藝術語言，使作品既有閨閣畫家的柔婉，又具文人畫的清逸。王文治所謂「佳處亦復在此」，恰恰點出了這種女性氣質在傳統文人畫語境中的獨特價值。 名家遞藏的百年漂泊 從「墨蘭冊」封面簽條所鈐「薛筱藏印」、「青萍閣」二印可知，此冊早年曾為無錫望族薛氏舊藏。而檢其外匣，又可見貼有日本明治時期著名實業家、收藏家、「澄懷堂」主人山本悌二郎（1870-1937）的藏簽。循此線索，我們在《澄懷堂書畫目錄・卷八》（1932）中找到了關於此冊的明確著錄： 女史王玳梁墨蘭册 高六寸八分 闊八寸九分 絹本 計八頁 王文治孫女玳梁女史，以畫蘭聞名。觀此畫冊，筆墨清雅開逸，確實不負盛名。全冊無款署，鈐有「玉燕」、「王玳梁」之印。每頁均有王文治題識。⋯⋯（詩略）⋯⋯查《夢樓詩集》，文治詩作成於乾隆五十四年（1789），時六十歲。 此外，山本在《宋元明清書畫明賢詳傳》（1927）一書中專門為王玳梁立小傳，很顯然也與獲藏此冊有著直接關聯。然而，問題也隨之而來，這本「墨蘭冊」究竟是如何東渡日本，又如何輾轉至山本悌二郎手中？ 另一個關鍵線索，來自此冊外函上的内藤湖南（1866-1934）題簽。這個名字的出現，讓我們自然而然聯想到了其中國摯友羅振玉（1866-1940）。 清末民初，大量江南舊家珍藏流散於市。辛亥革命爆發後，羅振玉攜大批動亂中蒐羅的藏品東渡日本，避居京都。1911年7月，在內藤湖南等日本漢學家的推動下，京都市立繪畫專門學校（現京都市立藝術大学）舉辦了盛大的〈清國羅振玉氏藏書畫展覽〉。這次展覽使日本學界與收藏界得以集中接觸晚清流出的中國書畫，也成為近代日本重新認識中國繪畫的重要事件之一。內藤湖南更是親自鄭重地記錄下了每件參展文物。這份名為《展觀清國羅振玉氏藏書畫目錄》（關西大學內藤文庫藏）的清單中，正有此王玳梁「墨蘭冊」。 展覽後，為籌措資金，羅振玉經由內藤湖南、原田博文堂等從中斡旋，售賣了相當一部分的展品。由此回查2025年9月東京中央秋拍「博文堂書簡文獻專場」釋出的「Lot.329 內藤湖南書翰」第四卷，王玳梁「墨蘭冊」亦出現在內藤湖南致博文堂的販售清單末尾。 當時，羅振玉的藏品受到日本各大藏家的爭相追捧，其中不乏朝日新聞社社長上野理一、王子制紙社長高島菊次郎，以及山本悌二郎這樣的財閥藏家，山本更是包攬了羅氏近四分之一的在售書畫。不過，現存的書簡文獻中，並未找到羅振玉直接將「墨蘭冊」售賣予山本的確鑿文字證據。反倒是同與博文堂關係密切的漢學家磯野秋渚（1862-1933）在其文章〈三梁一王（下）〉中的一段文字引起了我們的注意： 夢樓在揚州遊歷時，伴有夫人黃氏及其孫女玳梁（能詩善畫。飛香館主人藏有其畫冊，每開都有夢樓題語。我曾數度觀之。）⋯⋯ 文中提到的王玳梁畫冊，無疑就是這本「墨蘭冊」。而磯野秋渚文筆下的「飛香館主人」，即二代目黑川幸七（1871-1938）。他出身證券業巨賈，卻對書畫、煎茶等文藝雅好傾注了極大的熱情，在與內藤湖南、羅振玉、犬養毅等文化名流的交往中，蒐集了包括小克鼎、董源「寒林重汀圖」在內的大量藏品。其御影（現神戶市）別莊「飛香館」的收藏，奠定了日後黑川古文化研究所的根基。磯野此文刊載於1914年出版的《書苑・四卷第三號》，正值羅振玉販售其藏品後不久。相較之下，山本悌二郎「澄懷堂」的著錄則要晚得多。由此推斷，此王玳梁「墨蘭冊」極可能是黑川幸七先從羅振玉處購得，後再轉讓予山本悌二郎。 回溯王玳梁「墨蘭冊」的百年漂泊，從無錫薛氏到羅振玉東渡，再輾轉於黑川幸七、山本悌二郎，其遞藏軌跡猶如一條隱秘的絲線，串聯起中日近代文化交流的重要節點，成為二十世紀初期中國書畫在日本鑑藏史的生動縮影。若將目光重新落回畫冊本身，這件作品更值得注意的地方，或許在於它所呈現的女性文人視角。王玳梁並未以完全不同於文人的方式作畫。她所做的，是在文人畫既定的規範中調整筆墨的尺度、情感的濃淡，以及觀看的方式。這種既承續傳統，又在傳統之內生成個人風格的創作狀態，正是清代女性藝術值得重新審視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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