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 青銅龍紋犧首簋

拍品描述

一器兩銘——罕見的西周錯配青銅簋 管南片羽 此件欪簋高26.5釐米，腹徑28釐米，通寬32.7釐米，形制屬典型的西周晚期器。蓋銘53字，器銘60字，二者書風迥異，內容亦全不相涉，屬罕見的蓋器錯配現象。一器而兼有兩篇不同銘文，不僅為古文字研究提供了豐富素材，也為探討西周禮器的埋藏方式增添了新的實例，具有極高的文物價值與學術意義。 一．形制 欪簋為弇口鼓腹三足式，蓋與器身以子母口套合。蓋面圓隆，頂設圓形捉手鈕，鈕頂有方折唇口。蓋可倒置，以蓋身為承盤，捉手為足。器口內斂，頸部兩側設獸首環耳，腹壁垂鼓，下承外撇圈足，圈足之下復增三個板足。 全器紋飾統一。蓋面環繞捉手一周飾橫條紋，近蓋緣處則以長短相間的橫向鱗紋交替排列。器身頸部飾鱗紋帶，腹部飾橫條紋，與蓋部上下呼應。圈足則改用豎向鱗紋環列一周，與腹部的橫條紋形成對比。橫條紋舊稱平行線紋、溝紋或瓦紋，係寬闊的橫向凹槽或凸棱，初見於西周中期，盛行於西周中晚期，春秋至戰國時期仍有沿用。鱗紋為模擬龍蛇軀體鱗片排列而成的紋飾，可分連續式、重疊式、並列式三種。連續式以相同的縱向鱗片交錯排列，鋪展成連續畫面；重疊式亦用縱向鱗片，橫向層疊，本件圈足即屬此式；並列式則由大小相同或相間的橫向鱗片組成帶狀紋飾，舊稱重環紋，多用於鼎、簋的腹部上方，盛行於西周中晚期，本件蓋緣及口緣處即為此式。 簋耳為半環形，其上圓雕捲角龍首，耳內套穿圓環。圈足下三個附足亦浮雕捲角龍首，吻部上翻，下方板足延伸作龍身。耳部與足部龍首造型風格統一。 此式初見於西周中期，其時最大徑位於腹中，圈足下接柱狀足，典型器如旅順博物館藏果簋（《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第4221號，下簡稱《銘圖》）。紋飾常見獸體變形紋與橫條紋組合，如河南平頂山出土的鄧公簋（《銘圖》第4649號）。至西周晚期，簋的最大徑下移至腹部下方，腹壁呈垂鼓之勢，如陝西歷史博物館所藏伯賓父簋（《銘圖》第4781號）。部分簋的頸部及口沿採用鱗紋帶裝飾，如陝西歷史博物館所藏琱我父簋（《銘圖》第5033號）。據器形與紋飾比對，本件應屬西周晚期。 二．銘文 該內鑄銘文7列53字： 隹（惟）廿年七月既生霸丁亥，王在周康穆宮。翌旦，王鄉（饗）醴于龢宮，宰僕御，王寴（親）易（賜）關玄巿，用事。眔王女（如）可幸，用乍（作）關寶，其萬年子子孫永寶用。 “隹廿年七月既生霸丁亥”：記錄時間，含王年、月份、月相及干支。 “王在周康穆宮”：康穆宮為地點。據“廿年”推斷，此“王”或為厲王，或為宣王。 “翌旦，王鄉（饗）醴于龢宮，宰僕御”：“饗”為設宴，“醴”為甜酒。“龢宮”為舉行宴飲的宮殿。“宰”為官職，“僕”為人名，“御”指駕車。 “王寴（親）易（賜）關玄巿，用事”：“親”即親自，“賜”為賞賜。關，器主名，此字從門，下方疑似從絲，隸定待考。“玄巿”為黑色祭服。“用事”為勉勵語，意為勤勉供職。 “眔王女（如）可幸，用乍（作）關寶，其萬年子子孫永寶用”：“女”或讀為“如”，義為至、往；“可幸”疑為地名，然尚無確證。 銘文大意：二十年七月既生霸丁亥日，周王在康穆宮。次日清晨，周王於龢宮設宴饗酒，宰僕駕車侍從。周王親賜關玄色祭服，勉其勤勉任事。及周王前往可幸之地，關因作此器，祈願子孫萬年永寶用之。 器底鑄銘文7列60字： 隹（惟）五月初吉庚午，□（造字，米帚）欪乍（作）尊簋，用夙夕孝于宗，用卲（昭）客（格）前文人皇且（祖）孝，其鼓豐豐，也（阤）降余多福，廣啟朕身，永保用彔（祿）。欪其眉壽萬年亡（無）彊（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隹（惟）五月初吉庚午，□（造字，米帚）欪乍尊簋”：“□（米帚）”疑為地名，用作氏稱；“欪”為器主名。 “用夙夕孝于宗，用卲（昭）客（格）前文人皇且（祖）孝，其鼓豐豐，也（阤）降余多福，廣啟朕身，永保用彔（祿）”：“夙夕”即早晚。“昭格”意為昭顯傳達。“其鼓豐豐”形容祭祀時鼓樂盛大。“阤”，連綿不斷之意。“祿”為俸祿或祿位。 “欪其眉壽萬年亡（無）彊（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為常見祈福套語。 銘文大意：五月初吉庚午日，□（造字，米帚）欪製作此祭祀用簋，朝夕孝敬宗廟，祭祀前代有文德的先祖。鼓樂盛大豐美，祈求先祖不斷給予福澤，廣泛護佑自身，永保祿位。欪祝願長壽萬年無疆，子孫後代永遠珍視此器，用以享祭。 三．錯配 有蓋青銅器，尤其是西周青銅簋，絕大多數蓋銘與器銘相同，即所謂上下對銘。少數銅器因鑄造空間所限，會在器銘或蓋銘中選擇其一加以縮略。部分組簋亦見器身僅鑄“作寶簋”等簡短字樣，而器蓋則與同組他器銘文一致。 本件蓋銘與器銘截然不同，分屬不同器主，當歸為錯配現象。 這一現象依錯配發生的時間，可分為兩類。 第一類為出土後錯配。或因銅器部件丟失、損壞，後人以形制相近者補充；或在流傳收藏過程中誤將他器之蓋配入。例如賽克勒舊藏妊小簋，器身銘文33字，記器主為妊小；器蓋銘文12字，記器主為辰。多數學者認為係收藏者誤合所致。陳夢家最初亦持此說，其後因二者形制、紋飾、鏽色全然一致，且根據《爾雅·釋言》所云“妊，娠也”，遂推測辰與妊或為一人之名與字，蓋器或屬原配。 當然，絕大多數蓋器異名為後人失誤或刻意為之。 但另有極少數屬於第二類，即古人掩埋時已發生錯配。 迄今所見青銅簋中，窖藏出土者佔相當比例。西周覆亡之際，貴族倉皇東遷，不得已將宗廟禮器就地掩埋，冀望日後收復失地時重獲故物。故窖藏器與墓葬禮器不同，常混雜不同年代、不同器主的器物集中存放，掩埋過程中即易發生蓋器錯配。 例如1981年陝西岐山劉家村發現的叔□（造字，束冗又）父簋，出土時器蓋實為伯好父簋之蓋。又如1961年扶風齊家村西周窖藏出土三件琱我父簋，皆無蓋。二十餘年後的1984年，在原窖藏北30米處又發掘出三件器蓋，今與前三器合為三件完整器收藏。此類現象表明，窖藏掩埋過程中確有器蓋分離或錯配之可能。此類器物之出土，不僅充實了金文資料，亦為研究西周埋藏制度提供了珍貴實例。 本件簋的器蓋與器身坑口一致，鏽色亦相符，可知埋藏時已為此狀態，非出土後以他器補配。 此器形制統一而兼有兩篇不同銘文，且蓋、器銘文均屬長篇，內容豐富，涉及多個古文字詞彙的釋讀與考證，不僅具有學術研究價值，更因其錯配之特殊性而具收藏意義，值得學界與藏家共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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