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雍正 御制宝石蓝釉合菊壶

拍品描述

A Magnificent and Rare Imperial Sapphire-Blue-Glazed ‘Chrysanthemum' Teapot and Cover Yongzheng Period, Qing Dynasty Yongzheng Six-Character Mark L18.4 cm “大清雍正年制”款 • 重要私人旧藏 • 香港苏富比，2005年5月2日，编号673 • 十面灵璧山居收藏，编号EK289，购自ESKENAZI • 北京保利，2019年6月5日，编号5394，成交价18,975,000 • 《大朴尚简-明清单色釉瓷器菁华展》，保利艺术博物馆，2018年，页270，编号103 • 《保利拍卖十五周年精品集·古董珍玩卷（上）》，保利艺术研究院，2020年，编号191，页151 本件拍品标的处于保税状态下，默认提货地为中国香港，详见《保税拍品竞买须知》。 明代中期，江苏宜兴始创紫砂茗壶，其胎土细腻温润、含铁量高，透气聚香之性得天独厚，可最大程度涵养茶汤本色，留存茶叶本真之色、香、味，自问世以来便广受推崇。延至明末清初，宜兴紫砂制壶工艺日趋鼎盛，名匠荟萃、形制精巧，成为当时极具代表性的茗饮器具，亦为清代宫廷御制茶壶提供了重要的器型参照。 康熙晚期，清宫逐渐形成尚茶之风，这一茗饮风尚在雍正一朝得到进一步发扬，宫廷御用茶具的创制愈发考究，充分体现出对民间紫砂茗壶形制的吸纳与升华。其中雍正七年烧制的菊瓣式茶壶，便是清代御窑借鉴宜兴紫砂器型、加以宫廷化改造的珍稀隽品。据雍正七年（1729年）清宫《活计档》记载：“八月初七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闰七月三十日郎中海望持出菊花瓣式宜兴壶一件，奉旨做木样交给年希尧照此款式仿钧窑，将霁红、霁青釉色烧造，钦此。”由此可见，此类御制菊瓣壶直接以宜兴紫砂菊瓣壶为蓝本，由年窑奉旨参照民间紫砂器型，结合官窑釉彩工艺进行创新烧制，既是对宜兴紫砂经典壶式的继承，也是清代宫廷御制茶具在工艺、审美上的升级与发展，成为民间茗壶艺术进入宫廷体系的典型实物见证。 本品造型典雅俊秀，前置曲流，后设执柄，壶身扁圆，上下装饰模印对称菊瓣纹，外底青花书“雍正年制”篆书款，外环饰花瓣纹。所施霁蓝釉质地厚润，鲜妍夺目，配有原盖。明、清蓝釉习称“霁蓝”，盛于宣德，其色泽如宝石一般，釉面色调浓淡均匀。因釉色蓝如深海，釉面匀净，呈色稳定，后人称其为“霁青”，把它和白釉和红釉并列，推为宣德颜色釉瓷器的三大“上品”。雍正皇帝对永宣瓷作推崇有加，御窑厂摹制之器几类古物，其中尤以雍正后期唐英督窑时烧造最盛。此时烧制的高温蓝釉在《陶成纪事碑记》中即名为“仿宣窑霁青”。本件釉色则为雍正御窑唐英督窑时期仿古采今五十七种釉色之一的仿宣霁青之釉色，亦为宫廷的青睐。本品融汇紫砂器型之巧思、雍正御窑奉旨烧造之规制与永宣霁青名釉之雅韵，集时代风尚、档案实证、仿古工艺于一体，是雍正朝御制茗壶中的上乘佳器，文史与审美价值兼备，为值得珍视典藏的官窑珍品。 “八月初七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闰七月三十日郎中海望持出菊花瓣式宜兴壶一件，奉旨做木样交给年希尧照此款式仿均窑，将霁红、霁青釉色烧造，钦此。” — 雍正七年（1729年）《活计档》 目前存世所知的菊瓣式茶壶中霁红釉者未见，其余品种皆有所留存。仿钧釉目前共四列，两例为馆藏，分别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另两例，其一配纯金盖，曾售于北京保利2009年5月29日编号1368;另一例曾属胡惠春先生旧藏，后售于纽约苏富比1985年6月4日，拍品编号21。霁蓝釉菊瓣壶可见两例，一例售于香港佳士得1999年11月2日，拍品编号581；另一例则是本品。档案中未记载釉色还有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的一件无款鱼子绿釉菊瓣壶。还有艺德堂珍藏的刻雍正年款的炉钧釉菊瓣壶，于2025年4月7日售于香港嘉德，编号1075。此式壶还可见一绿釉例，无款，售于纽约佳士得2013年3月22日，编号1206。乾隆朝有一例粉青釉者，底落青花六字篆书款，曾为胡惠春先生、张宗宪先生递藏，售于北京保利2019年6月5日，拍品编号5395，成交价为29,900,000人民币。 茶为国饮，根植于中华文明体系之中，已然凝炼为兼具动静意趣的生活美学载体，亦是中华文脉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可溯至商周之际始入日常饮馔，经唐宋全面风行，再历明清两代茶饮形制革新，绵延千载而传承不绝，深度融入国人日常生活肌理。自古便有水为茶之母、壶为茶之父的茶理定论，茗壶作为茶道体系的核心构成，兼具日用实用、人文承载与艺术鉴赏多重价值，其形制流变始终与各朝饮茶风尚、烹饮技法互为表里、同步演进。 入明清以降，散茶冲泡法取代前代煎茶、点茶旧制成为主流饮茶范式，为适配泡饮需求，茗壶形制趋于矮化小巧；小壶容茶，既可敛束茶香而不致逸散，又能短时间浸出茶之本味，恰是饮茶习俗迭代催生茶具形制变革的典型例证。由此观之，茗壶绝非单纯的日用器物，而是不同时代饮茶文化更迭下应运而生的物质遗存，清晰镌刻着茶饮习俗演化的历史轨迹，具备鲜明的时代见证意义。 目前所知的菊瓣式茶壶的烧造工艺均不相同。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藏品钧釉色泽自上而下由露白渐渐变深，下腹留存有八处支钉痕，圈足裹釉，表明其由支烧而成，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圈足裹釉，下腹没有支钉痕，钧釉流淌特点是下腹几乎露白，上腹色泽自下而上渐渐变深，口沿涩胎无釉，执柄最高处聚釉严重出现爆破点，由此可知其为覆烧而成，本品与前两者不同，虽类近故宫藏品使用支具支烧，然支钉收缩至圈足内侧，改善类似故宫藏品支钉痕带来的视觉不雅，又回避了覆烧聚釉严重引发的瑕疵，是为烧造成熟的表现。另外，故宫藏品相比于国家博物馆藏品和本品在细部处理上存在明显的差异，整体造型上没有后二者之秀巧雅致，流口钝圆，而后二者则是尖秀，似乎是在前者基础上改进而来。故此，综合前述分析，我们可以认为此式茶壶作为新品种出现肯定存在一个创烧过程，针对自身特点在不断探索合适的烧造工艺，而根据这些工艺的特征可以推测故宫藏品为雍正七年八月以后创烧的第一批产品之一，按照雍正皇帝的一贯做法，它将送入宫中恭候御览，很可能因造型和装烧技术不足受到雍正皇帝的批评，御窑厂遵循最新的意见改进重新烧造，国家博物馆藏品则是第二批改良产品之一，造型改善符合雍正“恭造之式”，无奈烧造技术仍存不足，但本品可见改进上述所存在的问题。依据右侧乾隆朝粉青釉菊瓣式茶壶所展现的烧造方式可证明本品所改良的烧造方式是优胜略汰的结果，对于后世此类器物的烧造产生深远影响，遂可见本品是造型与烧造技术的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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