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 青花加洋彩莲托八宝贲巴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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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拍价 CNY600000.00

拍卖时间:2026-07-20 15:00

拍卖行: 北京保利

专场: 百藻集——历代古色雅玩百器鉴

拍品描述

“大清乾隆年制”款 H25.5 cm 藏地圣器佑平安 “贲巴”为藏语“བུམ་པ་”(bum-pa) 的音译,本义为“宝瓶”,原是藏传佛教寺院中用于盛载净水、举行灌顶仪式的核心法器,传统多以金、银、铜等金属铸造。清军入关后,为巩固对蒙藏地区的统治,清廷对藏传佛教采取了全面扶持的政策。至乾隆时期,这种政策达到顶峰,藏传佛教法器开始大规模被转化为御窑瓷器品种。 根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记载,瓷质贲巴瓶的烧造始于乾隆初年,乾隆十七年(1752 年)后形成定制。与藏地金属贲巴瓶相比,清宫瓷质贲巴瓶在保留基本宗教功能的同时,融入了鲜明的中原审美特征:器身更加修长挺拔,比例协调优美;腹部更加饱满圆润,便于绘制繁复纹饰;口部增设伞状盘口和盖,既符合中原瓷器的审美习惯,又增加了陈设的稳定性。 这件贲巴瓶通高约 26 厘米,形制标准完整:顶部为覆钵式盖,盖面微鼓,中心设宝珠钮;下承盘口,束颈,颈下部饰凸起的弦纹;溜肩,鼓腹,下腹内收,高圈足外撇。整体线条流畅,端庄稳重,既有宗教法器的庄严神圣,又有宫廷御瓷的华贵典雅。 活计档中记载的珍稀烧造背景 乾隆朝御窑瓷器的烧造,无不遵循“先传旨、后烧造、再解京”的严格流程,所有细节均记录在《活计档》《瓷器档》和《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中。关于贲巴瓶的烧造,档案中有极为详尽的记载,为我们考证本品的历史背景提供了确凿依据。 (一)烧造数量与时间考证 查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朝活计档・江西烧造瓷器》,自乾隆十七年至乾隆六十年,九江关监督共解运进京贲巴瓶约 1200 余件,平均每年烧造约 20 件。但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为色地粉彩品种,其中黄地粉彩约占 65%,绿地粉彩约占 25%,蓝地、红地等其他色地约占8%,而白地青花加洋彩品种仅见记载 18 件,不足总量的1.5%。 最为关键的一条档案见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五月二十三日: “太监胡世杰传旨:着传谕九江关监督全德,烧造白地青花加洋彩莲托八宝贲巴瓶四对,内二对供雍和宫法轮殿,一对供承德普陀宗乘之庙大红台,一对留养心殿佛堂。钦此。” 同年十月二十八日,全德解运瓷器进京,《瓷器档》记载:“白地青花洋彩莲托八宝贲巴瓶四对,随木座,交太监胡世杰呈进。”这是目前所见档案中关于白地青花加洋彩贲巴瓶最明确的烧造记录。本品的纹饰、工艺、尺寸与档案记载完全吻合,极有可能就是这四对中的一件。 (二)宫内陈设与用途考证 根据档案记载,清宫所藏贲巴瓶主要有三大用途: 1.宫内佛堂陈设供奉:约 40% 的贲巴瓶用于紫禁城、圆明园、颐和园各处佛堂,如养心殿佛堂、中正殿、雨花阁等。本品档案中明确记载“一对留养心殿佛堂”,说明其曾是乾隆帝日常礼佛的重要供器。 2.皇家寺庙供奉:约 35% 的贲巴瓶被送往京城及承德的皇家藏传佛教寺庙,如雍和宫、承德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等。乾隆三十八年烧造的四对中,就有三对用于寺庙供奉。 3.赏赐蒙藏贵族:约 25% 的贲巴瓶作为国礼赏赐给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蒙古王公等。例如乾隆四十五年(1780 年)六世班禅进京朝觐,乾隆帝一次就赏赐了贲巴瓶 12 件,其中就包括 2 件白地青花加洋彩品种。 纹饰背后的政治智慧 乾隆帝在御瓷上大量使用藏传佛教纹饰,绝非单纯出于个人宗教信仰,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考量。他在《喇嘛说》中明确提出:“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 通过将藏传佛教最神圣的八宝纹绘制在代表皇权的御窑瓷器上,乾隆帝巧妙地将宗教权威与世俗皇权结合起来。对于蒙藏民族而言,这些绘有八宝纹的贲巴瓶不仅是精美的艺术品,更是中央政府对其宗教信仰认可的象征。当这些贲巴瓶被赏赐给达赖、班禅和蒙古王公时,它们就成为了维系民族团结、巩固边疆稳定的政治纽带。 乾隆帝是中国历史上对藏传佛教最为推崇的皇帝之一,他不仅精通藏文,修习藏传佛教教义,拜三世章嘉呼图克图为师,还在全国范围内修建了大量藏传佛教寺庙。但乾隆帝的崇佛,始终是为其政治统治服务的。 乾隆朝是清朝疆域最为辽阔的时期,如何有效统治蒙藏地区,是乾隆帝面临的重大政治课题。他深刻认识到,藏传佛教在蒙藏民族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达赖、班禅),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因此,他采取了“以教治教”的策略,通过扶持藏传佛教来加强对蒙藏地区的控制。 瓷质贲巴瓶正是这一策略的产物。与金、银、铜质法器相比,瓷器具有独特的优势:它是中原文化的象征,代表着中央政府的权威;它可以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满足大量赏赐的需求;它的纹饰可以根据政治需要进行设计,传递特定的政治信息。 在乾隆帝的精心策划下,贲巴瓶成为了一种特殊的“政治礼物”。它随着清廷的使者,走遍了蒙古草原和青藏高原,将中央政府的恩宠与权威传递到每一个蒙藏部落。它见证了六世班禅进京朝觐的历史盛事,见证了土尔扈特部东归的英雄壮举,也见证了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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