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 绪（1871-1908） 赐谭嗣同御笔“惠如时雨”

拍品描述

镜心 水墨绢本 GUANG XU CALLIGRAPHY mounted; ink on silk 61×170 cm. 24×66 7/8 in. 约9.3平尺 2.北京文物公司旧藏。 君臣际遇 惠如时雨 翰墨光辉 永留真好 这件光绪帝御笔楷书“惠如时雨”黄绢本，是百日维新遗存下来极为罕见的宫廷御赐墨迹，也是锐意图强的光绪帝与慷慨谋国的谭嗣同之间一段君臣相得的实物见证。它未及装裱、未曾颁赐，在时代板荡的洪流中封存深宫，辗转流传至今，既是清代宫廷御笔书法的珍品，更是近代百年来自新自强之长征上的一段印迹。 这件拍品以清代宫廷专用明黄绢本为地，墨书四字楷书“惠如时雨”，字体为光绪帝典型的书体风貌，端庄谨饬，结体平稳舒展，带着帝王宸翰特有的庄严气象。正文上方钤朱文玉玺一方，印文为篆书“光绪御笔之宝”，经文物印鉴比对考证，此枚玉玺正是现存于沈阳故宫博物院的青玉圆雕交龙钮“光绪御笔之宝”，为光绪皇帝御用宝玺，多钤印于御笔书画之上。该玺原为清宫旧藏，后由北京故宫博物院调拨至沈阳故宫收藏。作品绢背一侧，留有小字题款：“赐臣谭嗣同大人”，应为当时内务府裱作或笔贴式所作的标记，此作未经装裱，呈现出草拟待颁的原始状态。 欲读懂这件墨迹的分量，必先回到光绪二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898年的戊戌之年。甲午战败之后，割地赔款、国势倾颓，年轻的光绪皇帝不甘山河沉沦，决意变法图强，于四月颁布《明定国是诏》，开启维新运动。彼时朝野守旧势力盘根错节，政令阻滞难行，光绪迫切渴求一批锐意革新、通达时务的臣僚辅佐新政。经翰林院学士徐致靖举荐，湖南志士谭嗣同被光绪下诏征调入京，参与变法大业。 谭嗣同于当年七月初五抵达京师，居于浏阳会馆。七月二十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谭嗣同，君臣奏对良久。谭嗣同畅论时局利弊、变法方略，言辞恳切，见识卓绝，深得光绪赏识。此次召见之后，光绪破格擢升谭嗣同与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赏四品卿衔，入军机处为章京行走，时称“军机四卿”，专门批阅各地新政条陈，草拟变法谕旨，成为光绪推行新政最倚重的近臣。彼时的光绪，困于深宫、处处受制于慈禧太后与守旧勋贵，满朝文武多趋炎附势、明哲保身，唯有谭嗣同等维新志士愿以身担当、力挽危局。在君臣同心推行新政的短暂时光里，光绪视谭嗣同为甘霖良佐，于是亲笔题写“惠如时雨”四字，预备赏赐给谭嗣同，以此嘉奖其忠勇，期许其辅佐君王、润泽时政。 “惠如时雨”四字，典出曹植《矫志诗》：“泽如凯风，惠如时雨。覆之帱之，顺天之矩。”时雨，即应时节而降的甘霖，古人常以此比喻贤臣出世，纾解时艰、匡扶社稷。光绪选用此句赐给谭嗣同，寓意深远：在风雨飘摇的晚清乱世，谭嗣同的到来，恰似久旱大地迎来及时春雨，可为家国纾困、为新政开路。一字一语之间，藏着少年天子变法图强的满腔抱负，也饱含着对维新臣子的期许与倚重。按照清代宫廷规制，皇帝御笔赐臣，流程极为严谨：御书完成后钤盖御用宝玺，再由内务府造办处装裱成轴或制成匾额，择吉日召见朝臣当众颁赐。而这件“惠如时雨”黄绢本，仅有正文与背题，却未经装裱，足知当时事变仓促，变法随着六君子的就义戛然终止，白云苍狗，唯有此段翰墨深藏宫禁。 政变发生后，谭嗣同拒绝了梁启超等人出走避难的劝说，决意以生命唤醒国人，留下“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的千古壮言。八月十三日，谭嗣同在北京菜市口慷慨赴死，年仅三十三岁。 在近代文物遗存之中，戊戌变法相关实物本就存世稀少。光绪密诏多为抄件，真伪历来学界争论不休；谭嗣同手稿、信札散落各处，稀如星凤，而光绪亲笔写给谭嗣同的御赐墨迹，存世所见仅此一件。此作不再只是一幅帝王书法，更是一段大时代的缩影：纸上是帝王的期许，纸外是时代的悲歌。百余年后，尘埃落定，这份尘封百年的御笔墨迹重现于世，让后人在笔墨之间，回望当年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感念先行者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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