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 山（1607-1684） 草书《正气歌》《世说新语》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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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页(36开) 水墨纸本 FU SHAN ALBUM OF CALLIGRAPHY album; ink on paper 引首：31×19 cm. 12 1/4×7 1/2 in. 约0.5平尺， 书法：31×19 cm.×33 12 1/4×7 1/2 in.×33 约0.5平尺（每幅）， 题引首：明傅青主草书真迹。光绪丁亥夏公远题。钤印：公远 鉴藏印：岳麓主人图书、圣济堂经史图书记、乔大壮获观、笃轩图书、天逸阁印、愿后人永保珍藏之印、燧田审定、子孙世昌、王晋荣印、玄晏室读画记、北楼珍秘 2.世说企羡篇。王丞相过江，自说昔在洛水边，数与裴成公、阮千里诸贤共谈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许卿，何须复尔！”王曰：“亦不言我须此，但欲尔时不可得耳！”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王司州先为庾公记室参军，后取殷浩为长史。始到，庾公欲遣王使都下，王自启求住，曰：“下官见盛德，渊源始至，犹贪与日周旋。”孟昶未达时，家在京口。《晋安帝纪》曰：“昶字彦达，平昌人。父馥，中护军。昶矜严有志局，少为王恭所知。豫义旗之勋，迁丹阳尹。卢循既下，昶虑事不济，仰药而死。”尝见王恭乘高舆，被鹤氅裘。于时微雪，昶于篱间窥之，叹曰：“此真神仙中人！”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两髻、葛裙、策杖，路边窥之，不觉至台门。郗嘉宾得人以己比符坚，大喜。 3.世说德行篇。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续汉书》云：“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泰少孤，年二十，行学至成皋屈伯彦精庐。乏食，衣不盖形，而处约味道，不改其乐。李元礼一见称之曰：‘吾见士多矣，无如林宗者也。’及卒，蔡伯喈为之作碑，曰：‘吾为人作铭，未尝不有惭容，唯为郭有道颂无愧耳。’初，以有道君子徴。泰曰：‘吾观乾象人事，天之所废不可支也。’遂辞以疾。”《汝南先贤传》曰：“袁宏字奉高，慎阳人。友黄叔度于童齿，荐陈仲举于家乡。辟太尉掾，卒。”车不停轨，鸾不辍轭。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人问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泰别传》曰：“薛恭祖问之，‘譬诸泛滥，虽清易挹也。’”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许，欲与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薛莹《后汉书》曰：“李膺字元礼，颍川襄城人。抗志清妙，有文武俊才。迁司隶校尉，为党事自杀。”后进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为登龙门。《三秦记》曰：“龙门，一名河津，去长安九百里。水悬绝，龟鱼之属莫能上，上则化为龙矣。” 枫仲词兄过访索字，书前贤胜语。时值隆冬，墨冻滞，笔亦不精，聊发词兄一笑也。松侨老人真山。钤印：傅山印 2.祁县孙氏罗青馆、王晋荣旧藏，题签并题跋。 3.根据方闻《傅青主先生大传、年谱》载，他曾亲闻常赞春言“清末祁县孙氏藏有（傅山）先生各体书三百余件，颜其馆曰‘罗青’，以矜其盛”。王晋荣题跋中提到此册得自“祁县罗青馆”，戴廷栻亦为祁县人，孙氏很可能从当地购得此册，并转归王晋荣收藏。 4.王晋荣，字子仁，号小亭，清末平遥生员，居城内仁义街。王晋荣一生以搜集傅山、傅眉父子诗文为己任，最受世人好评者，即利用常赞春发现傅山新文献，以及自身搜罗所得，独创体例，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至民国二年（1913）间陆续刻成《霜红龛全集》四十余卷。上世纪80年代，收藏界人士纷纷前往平遥介休寻宝，从石生泉等手中获取大量傅山书法珍品，其中有相当一批出自王晋荣遗物。 5.“乔大壮获观”为乔大壮之印。乔大壮（1892-1948），名曾劬，号壮翁，室名波外楼，四川华阳人。近代著名篆刻家、诗词家、书法家。历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词学教授、监察院参事等职。为蒋介石、孔祥熙、徐悲鸿等刻印，设计严谨精审。 6.“玄晏室读画记”为向迪琮之印。向迪琮（1889-1969），字仲坚，号柳溪，斋号玄晏室，四川双流人，民国沪上词学大家、文史馆员、书画金石藏家。1949年后于四川大学土木工程系及中文系任教，堪称文理兼通的学者。 气节与风神：傅山为戴廷栻作草书《正气歌》《世说新语》册赏鉴 傅山为戴廷栻作草书《正气歌》《世说新语》册，水墨纸本，册页装，计三十六开。题签作“傅青主草书墨宝”，引首题“明傅青主草书真迹”，正文分书文天祥《正气歌》与《世说新语》“企羡”“德行”二篇若干则，末署“枫仲词兄过访索字，书前贤胜语。时值隆冬，墨冻滞，笔亦不精，聊发词兄一笑也。松侨老人真山”。这一题识交代了作品的生成场景：枫仲来访索字，傅山遂为之书写前贤嘉言；时当隆冬，墨冻笔涩，书写并非在从容温润的案头条件中完成。也正因如此，此册虽属友朋间酬赠之作，却并不流于应酬。它以《正气歌》为骨，以《世说新语》为神，以傅山草书为形，将气节、风流、交谊与笔墨状态凝聚于一册之中。观此册，不能只看其草法奇纵，而应把文意选择、上款对象、书写情境、笔墨风格和递藏脉络合而观之，方能见其完整价值。 一、为戴廷栻书写：友朋交谊中的精神托付 此册上款“枫仲”，即戴廷栻。戴廷栻字枫仲，号补岩，山西祁县人，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出版家、收藏家，也是傅山生命中极重要的友人之一。傅山与戴廷栻的关系，不只是文人交游中的唱和往还，更带有深厚的互相扶持意味。戴氏家资丰厚，藏书、刻书、藏古物皆有声名，对傅山的生活、著述、书法传播多有帮助。傅山则为其题匾、作文、书册，亦为其藏品鉴赏题跋。二人的交往，在傅山晚年生活和文献流传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 因此，此册不能简单视为“索字”所得。傅山在题识中称“枫仲词兄过访索字”，语气平淡亲切，似乎只是友人来访时随意挥写。然而他所选择的并非寻常诗句、吉语或闲适小品，而是文天祥《正气歌》与《世说新语》中的“前贤胜语”。“胜语”二字很要紧。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佳文丽句，而是足以砥砺心志、标举人格、寄托风范的古人之言。傅山赠给戴廷栻的，表面是书法，实则是一组精神坐标：一端指向文天祥式的道义担当，一端指向魏晋人物的清识与风度。 戴廷栻作为傅山挚友，当然能够理解这种选择背后的分量。明清鼎革之后，遗民士人之间的交往，常常不只是审美共同体，更是价值共同体。他们以诗文、书画、题跋、藏书相往来，在现实政治空间之外保存一种共同的精神秩序。此册即产生于这样的语境。若换作普通馈赠，或许写一段祝寿、咏物、山水清玩已足；傅山却以《正气歌》开篇，又续以《世说新语》，其用意显然不止于娱目，而是要在朋友之间重申某种共同认可的士人品格。 二、《正气歌》：遗民书写中的道义骨架 册中首先书写文天祥《正气歌》。在中国文学与士人精神史中，《正气歌》从来不是一首普通诗作。它诞生于囚禁与生死抉择之中，以“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开篇，将道义之气从宇宙秩序推展至历史人物，再落回个体生命。文天祥列举齐太史、晋董狐、秦张良、汉苏武、严颜、嵇绍、张巡、颜杲卿、诸葛亮、祖逖、段秀实等人物，使“正气”不再只是抽象观念，而成为历史中一次次可以被辨认的行动和姿态。 傅山书写《正气歌》，必然有其时代感。傅山生于明末，亲历明亡清兴，曾因抗清事被捕入狱，后又长期以遗民身份自处。对这样一位书写者而言，《正气歌》中的忠义、出处、生死、牢狱、气节，都不是隔代的文学意象，而是可以被自身经验重新激活的现实命题。正因如此，册中《正气歌》的书写，不能视为一般性的经典抄录，而是傅山借文天祥之文，表达自己对于历史、人格与道义的认同。 三、《世说新语》：从“企羡”到“德行”的人格镜像 《正气歌》之后，傅山续书《世说新语》“企羡篇”“德行篇”若干则，这一选择同样值得细读。《世说新语》记录魏晋人物言行，历来被视为名士风流的经典。但傅山所取，并非完全着眼于清谈逸事或玄学机锋，而是集中在人物风度、品评标准与德性气象上。 “企羡篇”所录，如王丞相追忆洛水边与裴成公、阮千里诸贤谈道，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而欣然，孟昶未达时见王恭乘高舆、被鹤氅裘，于微雪中叹为“神仙中人”。这些文字表面上写羡慕与称许，实则写人物之可观、风神之可慕。魏晋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评价往往不由官位高低决定，而由气度、识量、神采、风流决定。所谓“企羡”，不是庸俗的羡慕权势，而是对人格高度与精神姿态的仰望。 “德行篇”所录郭林宗、黄叔度、李元礼诸则，则更能见傅山取舍之意。郭林宗至汝南访袁奉高，又诣黄叔度，称其“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李元礼则“风格秀整，高自标许，欲与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后进之士登其门者，皆以为“登龙门”。这些故事所呈现的，不是飘逸闲雅而已，而是器量、名教、识人、担当。傅山对这些文字的选择，说明他理解《世说新语》并不止于风流表象，而是重在风流背后的德性根基。 《正气歌》与《世说新语》并置，便形成一种独特的精神结构。《正气歌》立其骨，《世说新语》养其神；《正气歌》使人知义，《世说新语》使人知人；《正气歌》重在危亡之际的节烈，《世说新语》重在日常品评中的风度。傅山以二者同书一册，实际是在呈现士人理想人格的两个侧面：一方面要有大节，不可失其所守；另一方面要有高识，不可失其所慕。没有《正气歌》，人格容易流为潇洒而无根；没有《世说新语》，气节又可能显得峻厉而少生气。 四、草书风格：拙、涩、奇、真之合 傅山书法之所以为后世推重，并不在于规整妍媚，而在于奇崛真率。后人论其书，常归结为“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这并非故作怪异的审美标榜，而是其人格观与书学观的统一。傅山反感过度修饰、圆熟滑利、姿态媚俗的书风，主张以拙胜巧、以真破媚，使书法重新回到人的精神状态本身。 观此册，正可见这种取向。其字形多有欹侧，结体不求平稳，行间也不作刻意匀称。某些字重心似偏而能稳，某些行气似断而复连，某些笔画似粗率而实有内在筋骨。傅山并非不能工整，而是不以工整为目的。他有意使书写保留一种生拙之气，让笔墨不被过度经营磨平。此种“拙”，不是技法不足，而是拒绝柔媚之后形成的高古气象。 此册用笔尤见涩意。题识所谓“墨冻滞，笔亦不精”，固是自谦，也说明书写时客观条件并不理想。隆冬墨寒，笔锋运行不畅，容易形成枯涩、顿挫、断续之感。但傅山善于化不利为风格。墨冻所造成的涩，反而与《正气歌》的凛烈、《世说新语》的古意相契合。笔不流滑，线条便有阻力；墨不圆润，字中便有寒意。所谓“笔亦不精”，恰恰成就了此册不假雕琢的真率。 从章法看，册页幅面有限，但傅山并未因此收敛为小心谨慎的端楷行书，而是让草书气势在窄小空间中自然伸展。每开之中，字距、行距随气脉变化而变化，有时密不透风，有时忽然疏开；有时数行紧束，如兵阵相逼；有时一字纵放，使整面气息为之一振。册页不同于立轴，不能依靠大尺幅形成视觉冲击，而须在翻阅之间逐渐积累气势。傅山此册正是以连续书写的气息贯穿全册，使观者在一开一开翻读中感到笔墨不断推进，仿佛随文意一路行进。 五、地缘、交游与文献脉络 此册除傅山正文外，尚有题签、引首、题跋及多方鉴藏印。题签“傅青主草书墨宝”为王晋荣所题；引首“明傅青主草书真迹”为光绪丁亥夏公远所题。王晋荣题跋称此册当为傅山松庄村居时所作，所书为文信公《正气歌》与《世说新语》佳文，并云“于此可见先生萧然物外之胸襟，令人神旺矣。公岂天人乎？”又记此册得自祁县罗青馆，嘱子孙什袭珍爱。此跋虽带有传统收藏题跋中常见的推崇语气，却准确指出此册可见傅山“萧然物外之胸襟”。 “罗青馆”一线尤值得注意。祁县与戴廷栻有地缘关系，王晋荣又为清末平遥藏家、文献整理者，曾搜集傅山、傅眉父子诗文，对傅山文献的保存与传播有贡献。此册由祁县罗青馆转入王晋荣旧藏，其地缘、交游与文献脉络相互关联。 六、结语：一册之中见气节与风神 傅山为戴廷栻作草书《正气歌》《世说新语》册的可贵，不在于它只是傅山草书的一件墨迹，而在于它将书写者、受书者、所书文意与书法风格统一在同一精神结构中。戴廷栻来访索字，傅山于隆冬墨冻之际书前贤胜语；《正气歌》标举生死不移的道义，《世说新语》呈现高士名流的人格风神；傅山以奇拙苍涩的草书贯通其间，使此册既有骨力，又有神采。 在中国书法史上，真正重要的作品往往不是单纯技巧的胜利，而是文意、人格与笔墨共同完成的结果。此册正属此类。它使人看到，傅山所谓草书之奇，并非外在造型上的故作险怪，而是由其人生立场、学术趣味、交游对象和精神选择共同生成。其笔墨中的拙、涩、奇、真，最终都服务于一种更深的表达：人在乱世与寒境之中，仍可凭借古人之言、朋友之谊和自身之书写，保存不可轻易屈服的人格。 因此，今日赏读此册，既可从书法入手，辨其用笔结体、章法墨色；亦可从文意入手，读其正气、风神、德行、企羡；更可从交游与递藏入手，见傅山与戴廷栻之间的信任，见后世藏家对于傅山书法与人格的敬重。三者合观，方能理解此册为何值得珍视。它不是一件孤立的书法册页，而是一件在纸墨之中保存士人精神的作品；不是简单的古文抄录，而是傅山借古人之言写自己胸中之气。数百年后再展此册，纸本或已陈旧，但其中的正气与风神，仍足以使观者心目为之一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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