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洪绶（1598-1652） 张仙图

拍品描述

CHEN HONGSHOU IMMORTAL ZHANG PAINTING 立轴 设色绢本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silk 74×33 cm. 29 1/8×13 in. 约2.2平尺 题 签：陈老莲张仙图。张叔未题。倩庵。钤印：吴湖帆印 题 识：诸书谓为蜀王孟昶像。又见他书云：昶降，每朝见，挥泪而出。艺祖宴 李煜、钱俶、昶时许作各国乐，岂不熟识昶，而受华蕋欺耶？苏氏亦有 张仙本末，本土人，去昶年一百余岁，无遗老说昶像，而昶无遗像 耶？为文昌化身无疑矣！洪绶。 钤 印：洪绶、章侯氏（参见翁万戈《陈洪绶的艺术·陈洪绶印鉴编年表》第441页，第50印，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年。） 鉴藏印：陆时化藏、吴湖帆潘静淑珍藏印、梅景书屋、晓楼审定真本 题 跋：1.（骆题）弟子骆香华供养。 2.（张廷济题）古石刻画像每丰下，老莲尚有两汉人法，此作文昌化身，辨识亦极古雅。张廷济。钤印：嘉庆戊午浙江解元 出 版：《中国绘画总合图录续编》第一卷，第154页，A30-063，东京大学出版会，1998年。 说 明：1.据出版可知，本作曾藏于伯克利艺术博物馆。 2.陆时化旧藏；张廷济题跋；吴湖帆题签。陆时化（1714-1779），字润之，号听松，号听松散仙，听松老人，室名翠华轩，啸云轩，听松山房，江苏太仓人。少为庠生，以岁贡生入国子监为太学生，不好仕宦。家聚书万卷，购善本手自校雠。尤嗜法书名画，亦富收藏，善藏，于画更精。著有《吴越所见书画录》《书画铃》《赏杂》《作伪日奇》。 3.张廷济（1768-1848），字顺安，号叔未，浙江嘉兴新篁人，清代金石学家、书法家。清嘉庆三年（1798年）乡试解元，后屡试不第，遂潜心金石收藏与研究，建藏书楼“清仪阁”。书法初习钟繇、王羲之，中年兼学颜真卿、欧阳询，晚年融入米芾笔法，篆隶楷行皆通。 4.吴湖帆（1894-1968），出生于江苏苏州南仓桥，初名翼燕，字遹骏，后更名万，字东庄，又名倩，别署丑簃，号倩庵，书画署名湖帆，斋号四欧堂、梅景书屋、玉华仙馆、宝董室，中国近现代画家、书画鉴定家、收藏家、美术教育家、词人。 5.“晓楼审定真本”或为孙晓楼藏印。孙晓楼，字云书，生卒年不详。精于花鸟，艺于海上。 画题释义：张仙信仰源流与形象重构 陈洪绶《张仙图》所绘主体角色张仙，是宋元至明清集送子、护童、祛天狗、佑文运多重职能于一身的民间神祇。然而其身份在数百年的流传中始终聚讼纷纭，引发后世形象认知的普遍混淆。而陈洪绶在本件《张仙图》上的长篇题跋，正是他针对这一情况展开的解析考辨。 关于张仙来历，历来主要有两种说法：一为道教仙真原型——据《续仙传》等道教文献，五代有眉山道士张远霄，入青城山修道，得仙人传授竹弓铁弹，可射天狗、护孩童，因“弹”谐“诞”，衍为求子之神。另一为蜀主孟昶传说——据《金台纪闻》载：“世所传张仙像者，乃蜀王孟昶挟弹图也。”后蜀亡国，花蕊夫人私藏孟昶画像，被宋太祖追问时谎称“张仙”，此说流传最广，导致后世普遍将张仙附会为孟昶。两种传说的并行，造成“张仙”形象认知的混淆，在面对“张仙即孟昶”的世俗说法，陈洪绶未盲目沿袭，而是在画幅左侧作以长题，逐层驳辨： “诸书谓为蜀王孟昶像。又见他书云：昶降，每朝见，挥泪而出。艺祖宴李煜、钱俶，昶时许作各国乐，岂不熟识昶，而受华蕋欺耶？苏氏亦有张仙本末，本土人，去昶年一百余岁，无遗老说昶像，而昶无遗像耶？为文昌化身无疑矣。” 其论证分三层推进：其一，宋太祖既于宴间亲见孟昶之面，岂能被花蕊夫人一幅画像所欺？此论直击“花蕊欺君”一说。其二，陈洪绶题跋中“苏氏”当指苏洵。苏洵曾撰《张仙画像赞》，考其本末。其记载比任何二手传闻更具说服力——这也正是陈洪绶援引此事为证的原因所在。若张仙果为孟昶，蜀中父老应有口传，何以“无遗老说昶像”？其三，孟昶身为帝王，史书当有画像传世，何须借张仙图像寄托？三重辨正之后，结论坚定：“为文昌化身无疑矣。” 《文昌应化张仙真人说注生延嗣妙应真经》提出，文昌帝君有“七十三化”之说，张仙即为其一。作为文昌化身，张仙不仅保留原有的驱除天狗、护佑小儿免受天花瘟疫的功能，更增添了注生延嗣、保佑子嗣聪慧长寿的文昌特质，形成“文武兼修、子孙昌隆”的信仰诉求。 画中真仙：陈洪绶《张仙图》画艺赏鉴 陈洪绶《张仙图》绢本设色，画面纵长式构图，空间经营井然有序。画幅右侧自上而下危崖陡立，崖间生阔叶乔木，叶片以石青填色，墨线勾轮廓。山石以简淡皴笔写出，大量留白绢底，仅以数笔勾勒山石肌理，不施繁复渲染，营造空灵古远的意境。主尊张仙立于画面中，身形伟岸，头戴软巾，面容丰腴，身着宽袖长袍，腰间朱红束带。弓箭夹于身侧，仰面望向天空——这一姿势与民间年画中“张仙射狗”的图式存在关联，但陈洪绶的处理更为文雅，去除了一些民间美术的通俗趣味，赋予神像以士大夫一般，更加雍容的气度。张仙身侧立一红衣侍童，身形瘦小，恭谨相随，通过悬殊的体量对比强化主尊的庄严感。设色淡雅克制，仅在侍童衣袍、束带、树叶处施以重朱红，符合张仙形象的同时，更加衬托衣袍的轻雅之感。画面左上有陈氏长题，细观此题，结体修长内敛，笔画瘦劲工整，接近其中年早期恪守法度、含蓄收敛的书风特征。与此形成参照的是故宫博物院藏陈洪绶《岁朝清供图》，画面题款同样以小字书写，结字清劲，笔画挺拔，与《张仙图》题字在气息上颇为一致，可两相对照。 本幅钤印“洪绶”“章侯氏”为白朱文扁方连朱印，据翁万戈《陈洪绶书画编年表》可知，此印或常见于1630年前后，如1633年作上海博物馆藏《花鸟草虫图册》上可得见。 香华供养：道释画的功能与委托 “香华供养”意为以香花供奉。在明代三教融合的社会背景下，文人画家绘制道释题材时，常以“拜写”“敬图”“供养”等语标示其宗教虔诚，使画作兼具艺术创作与信仰实践的双重属性。陈洪绶《张仙图》左下角题有“弟子骆香华供养”，“骆”其人史无详载，然据考，陈洪绶出自浙江诸暨枫桥陈氏望族，其家族与当地骆氏关系密切，陈洪绶的姑母即嫁入骆氏，其传世名作《宣文君授经图》（克利夫兰美术馆藏）即为姑母祝寿而作，足见陈、骆两族关系之密切。由此推断，“骆”或为骆氏族人，此作或系骆出资请陈洪绶绘制，用于供奉，以祈子嗣绵延、家族昌隆。“弟子”之称、“香华”供仪、“供养”目的，三者环环相扣，共同赋予此作以明确的功能指向——它并非纯粹的文人雅赏之物，更是一件承载着家族现实诉求与宗教信仰的供奉法物，在陈洪绶传世道释画中别具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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