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1711-1799)[清] 行书御制诗《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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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场: 饕餮—中国古代重要书画专场
拍品描述
释文: 秋雨从来报寒信,龙沙寒信益分明。不嫌野水添行潦,且喜西风送爽晴。衣尽装绵七月杪,马方免暍四蹄轻。山溪一路逢迎者,煖酒温汤无限情。 孙敏汶、赵叔孺、庞元济递藏;印鉴相符;著录 说明: 1.孙敏汶、赵叔孺、庞元济递藏; 2.本幅钤印与《清代帝后玺印谱·贰·乾隆卷》第17页同印相符;3.*竞买本件拍品需办理特殊号牌。 作者简介: 乾隆帝,名爱新觉罗·弘历,清高宗,年号乾隆。雍正帝第四子。1735至1795年在位六十年。好学诗文,乾隆三十七年纂修《四库全书》,并命撰《会典》《一统志》及各省通志等,文德武功为清代诸帝之最。嗜书画,纵情翰墨,囊括历代法书名画入藏内府,先后命侍臣编纂《石渠宝笈》《秘殿珠林》等。在古画上题诗句,书法赵孟頫,圆润秀丽,兼擅山水、花卉,偶写佛像。 作者生卒年: (1711-1799) 藏家简介: 1.孙毓汶(1833-1899),字莱山,山东济宁人,大学士孙玉庭之孙、户部尚书孙瑞珍之子。咸丰六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光绪间以接近醇亲王,渐与闻机要,十年,官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兵部尚书,历典会试。中日战后李鸿章签《马关条约》,廷臣多反对议和,毓汶力言战不可恃,光绪帝乃署约。2、赵叔孺,原名献忱,改名时棡,字叔孺,以字行,斋号仆累庐、二弩精舍,浙江鄞县(今属宁波)人。“海上四家”之一。清末时曾任福建同知。民国后,隐居上海。工诗文、书画、篆刻,富收藏,精鉴赏。弟子有沙孟海、方介堪、陈巨来等。 3、庞元济,字莱臣,号虚斋。浙江吴兴南浔人。其父庞云鏳为南浔镇巨富,为“南浔四象”之一。清光绪六年(1880)补博士弟子,援例为刑部江西司郎中。富财力,精鉴赏,收藏有铜器、瓷器、书画、玉器等文物,尤以书画最精。其收藏之富,为全国私家之冠。编有《虚斋名画录》20卷、《中华历代名画志》。亦精书画。山水画法近倪云林,远宋董源、巨然;花卉则以恽南田为宗。与于右任、张大千、吴昌硕等人均有交往。 文章: 秋爽凝笔:乾隆帝行书御制诗《凉》轴鉴赏 清乾隆十九年(1754)甲戌初夏,御笔行书《凉》轴书成,绢本立轴,高80.5厘米,宽43.5厘米。此作既是乾隆帝盛年书法风貌的典型写照,亦是其御制诗与宫廷书法交融的珍贵遗存,历经递藏,流传有绪,兼具艺术价值与历史文献价值。 一、诗心与笔意:盛世帝王的秋景抒怀 作品内容为乾隆帝自作七言律诗《凉》,收录于《御制诗二集》卷五十一甲戌年部分,四库本与内府本同卷所载诗句与本幅墨迹完全吻合。全诗以秋雨起笔,描摹塞外秋凉的景象与心境:“秋雨从来报寒信,龙沙寒信益分明。不嫌野水添行潦,且喜西风送爽晴。衣尽装绵七月杪,马方免暍四蹄轻。山溪一路逢迎者,煖酒温汤无限情。”诗句由景入情,从秋寒初至的敏锐感知,到野水西风的疏朗景致,再到七月杪的行旅体验,终以山溪逢迎、温汤煖酒的人情暖意收束,将帝王巡行途中的所见所感凝于笔端,兼具写景的清丽与抒情的温厚。 乾隆帝一生作诗数万首,御制诗既是其政治生活的记录,亦是其文人情怀的寄托。此诗创作于乾隆十九年,正值康乾盛世的鼎盛时期,帝王巡行塞外,体察民情,诗句中无悲秋之萧瑟,反见对秋爽晴日的欣喜,对沿途百姓迎驾的温情,尽显盛世君主的从容气度与人文关怀。而将自作诗以行书书写,更使诗的意境与书的笔墨相互映照,诗的韵律节奏与行书的流畅笔势浑然一体,形成“诗中有画,书中有境”的艺术效果。 二、笔墨风华:乾隆行书的盛年风貌 此作以行书书写,笔意温润流畅,结体端庄秀逸,尽显乾隆帝中年时期成熟的书法面貌。其书风直承元代赵孟頫,兼融明代董其昌笔意,正如《霎岳楼笔记》所评:“高宗……其书圆润秀发,盖仿松雪,惟千字一律,略无变化,虽饶承平之象,终少雄武之风。”此论精准概括了乾隆书法的典型特征,而本幅作品恰是这一风格的生动体现。 从笔法上看,乾隆帝以中锋为主,兼用侧锋,起笔裹锋不露痕迹,收笔含蓄回锋,运笔婉转流畅,点画圆润均匀,线条饱满而富有弹性。如“秋”“雨”“风”等字的撇捺舒展自然,“情”“汤”“温”等字的转折圆融,尽显赵孟頫书法的秀媚流润,又兼具董其昌的率真典雅。结体上,字形大小匀称,布白疏密得宜,虽字字独立却气脉贯通,如“衣尽装绵七月杪,马方免暍四蹄轻”一联,字间牵丝映带,笔势连贯,形成流动的韵律感,既无局促之态,亦无松散之弊,呈现出雍容华贵的宫廷格调。 章法上,作品以竖幅书写,共五行诗句,末行署款“甲戌初夏,御笔”,布局疏朗均衡,字间距与行间距比例协调,既符合传统书法的审美规范,又展现出帝王书法的端庄大气。墨色浓淡均匀,无明显枯笔涨墨,尽显绢本书写的温润质感,与诗句中“温汤无限情”的意境相呼应,传递出平和温润的气息。这种风格的形成,源于乾隆帝自幼的宫廷书法教育,其师法赵孟頫、董其昌,追求“圆润秀发”的审美理想,既是个人性情的体现,亦是康乾盛世文化气象的缩影。 三、印信与递藏:流传有绪的宫廷遗珍 作品钤印两方,左下方白文“乾隆御笔”与朱文“恒宝惟贤”,经比对,“恒宝惟贤”朱文印与《清代帝后玺印谱》第五册乾隆卷一所载印鉴相符,为乾隆帝常用玺印,印证了作品的御笔身份。乾隆帝一生制玺千余方,《乾隆宝薮》收录其印信近千方,这些玺印既是其书画鉴藏与御笔作品的标识,亦是清代宫廷文化的重要物证。本幅作品的钤印规范清晰,位置恰当,无后世伪刻痕迹,为鉴定其真伪提供了关键依据。 此作历经清代至近代名家递藏,鉴藏印丰富:“赵叔孺收藏印”朱文印、“臣庞元济恭藏”朱文印、“臣孙毓汶敬藏”白文印,分别为近代书画鉴藏家赵叔孺、庞元济与清代官员孙毓汶的鉴藏印。孙毓汶为晚清重臣,工于鉴赏;庞元济为近代著名收藏家,其虚斋收藏名动一时;赵叔孺则以书画篆刻闻名,精于鉴定。三方鉴藏印的留存,清晰勾勒出作品自宫廷流出后的流传脉络,彰显了其在收藏史上的重要地位。 四、时代回响:帝王书法的文化意义 乾隆帝的书法,有“圆润秀发,饶承平之象”的赞誉。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书法不仅是个人艺术创作,更是清代宫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乾隆帝以帝王之尊,倡导赵孟頫、董其昌书风,推动了帖学书法在清代中期的发展,其御笔作品不仅用于宫廷装饰、题跋,亦常作为赏赐之物,影响着清代社会的书法审美。 本幅《凉》轴,创作于乾隆帝盛年,彼时其书法已摆脱早年的稚嫩,形成稳定成熟的风格,圆润而不甜俗,端庄而不呆板,尽显帝王的从容气度与文人的雅致情怀。诗句与书法的结合,使其超越了单纯的艺术作品,成为记录乾隆帝巡行经历、心境变化的文献,亦是康乾盛世文化繁荣的见证。历经数百年流传,依然保存完好,笔墨如新,实属难得。 作为一件兼具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的作品,乾隆帝行书御制诗《凉》轴不仅展现了帝王书法的典型风貌,更通过诗句、笔墨、印信与递藏信息,构建起一个丰富的文化空间,让后世得以窥见盛世君主的文心与笔墨风华,感受清代宫廷书法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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